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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汇总法国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

曾梦龙2020-03-25 13:09:52

法国当代一些最卓越的知识分子,运用“记忆之场”的概念,探讨了诸如凡尔赛宫的象征意义、查理曼大帝不断变化的遗产、记忆在构建历史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法国地区主义的无所不在等一系列主题……值得那些对法国引以为豪的国家认同感兴趣的人阅读。——《出版人周刊》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第三版)

内容简介

《记忆之场》汇总了法国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全书以诺拉所提出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这一概念为核心,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探询残存的民族记忆,以期找回法兰西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译本从原书三大卷近五千页中选取了 11 篇文献,按“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记忆与叙事”三个主题组织而成。这些文献除了有诺拉亲自撰写的、阐述整套书史学思想的纲领性文章《历史与记忆之间:场所问题》,还涉及了法国国庆日、《马赛曲》、埃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贞德、法兰西共和国格言“自由·平等·博爱”、拉维斯的《法国史》和普鲁斯特等,不但有理论的观照,更有中国读者熟悉的法兰西标志性建筑、人物、事件等。

编者简介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学术编辑,著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现在、国民、记忆》《法国研究》等,主编三部七卷本《记忆之场》。 1993 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同年“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词条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词典》。 2001 年,诺拉当选为仅有四十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书籍摘录

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节选)

所有的法国史都有一个共同点,无一例外,那就是假设那个有机整体——即法兰西实体——是由现实的整体构成的,建立、分析、对比、平衡这些现实是历史学家的工作。这些现实或属于历史范畴——日期、人物、事件,或属于地理或地理历史范畴,或属于政治范畴——国家、权利、政府、行政,或属于经济或社会范畴,或属于物质或制度范畴,或属于精神或意识形态范畴。总之,无论多么复杂,始终是现实,围绕着它们,人们建立起了多层次的决定论,不管这个决定论有多么复杂,也不管其中有多少偶然或必须因素。如潮水般持续涌现的法兰西历史著作想让我们相信存在很多为书写这一历史提供榜样的大模型,实际上这类模型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多。我们在书中也试图展示这一点。如果只考虑那些时至今日依然重要、仍然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模型,可以列出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及年鉴派。简言之就是米什莱、拉维斯和布罗代尔。米什莱模式试图把所有物质和精神因素都统一于一个活体,因为米什莱想要成为第一个“深入宗教、经济、艺术行为多样性发展的无限细节中”的人,第一个把法国视作“灵魂和人”的人。拉维斯用科学鉴定法仔细筛查了所有的民族传统。而布罗代尔——从他那部不幸未竟的不朽著作来看——试图独立考察历史的各个阶段,融合维达尔的地理历史学观,以经济学大循环为起点推演出一个综合命题,后者是法国唯一一个灵活调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研究。而这部著作唯一公开发表的部分处理了一个包括物质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惊人整体。但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都是用实际发生的过去来解释现在,重新建立历史连贯的脉络,甚至对于干扰级别和意义截然不同的层次来说也是如此。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现实的存在,本书介绍的法兰西也没有丝毫的虚构成分。但是,当我们拒绝将象征性局限在某个特定领域,以便将法兰西定义成一种象征性现实时——其实也就是拒绝一切有可能把法兰西简化成几个既定现实的定义——通向另一段历史的门随之开启:不再是决定论,而是决定论产生的效果;不再是记忆以及纪念行为,而是这些行为留下的痕迹以及纪念的游戏;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们在时间中的构建,它们意义的消弭与再现;不再是如实发生的过去,而是人们对它们的不断使用、利用和滥用,以及它们在不断绵延的现在中臻于完美的倾向;不再是传统,而是传统组成及传承的方式。总而言之,不是重生,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现;只是回忆。记忆不是回忆,而是身处现在,对过去的统筹布局和管理。因而也就是“二手”的法国史。

因此,优先考虑历史文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承认历史文献的必要性,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种迂回策略,也就是说不是为了避开困难,从一份看似可信的对不确定的法兰西之不确定历史的综合分析中,获得关乎科学、道德、公民的不可能性后果。恰恰相反,恕我直言,这样做其实是紧密地、顺从地投入历史运动自身深入的发展进程,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不断提速,一门研究历史的科学学科的出现即标志着其开端。在连续的发展或具有决定性的更新中,作为科学和意识的历史一直致力于在现代人认为正在经历和曾经经历的事物与对这一记忆库存尽可能准确的科学评估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一种可控的断裂,因为每一次历史发展都与大动荡造成的冲击紧密相关,而大动荡会引发历史源头、发展方式和兴趣中心发生整体性变迁。

因此,就在本书详尽描写的条件下, 1870 年战败的创伤及对德国的敌视促使人们借助成文的且经过验证的资料,将确立或批判地审视传承下来的全部民族传统视作一种不容置疑的且具有歧视性的迫切任务。这就意味要明确划分叙述性资料与档案性资料的界限。在关键性断裂之后,也就是 1914 年战争和 1929 年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的时间恰好与《年鉴》产生的时间重合,很具有象征意义——得益于经济和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了一种结构性断裂,这一断裂在于将中长期决定——中长期决定的存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与个人或集体意识的经历对立了起来,而这些中长期决定与社会和个人生活紧密相关,支配着革新节奏,支配着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长短,支配着它们结合的时间,支配着它们免遭流行病侵害或致富的可能性,支配着它们相爱、阅读和说话的方式。著名的布罗代尔时段便属于这种断裂的范畴,它们对于打破历史时间的均质性假象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同一种既向纵深又向水平发展的历史运动的作用下,去殖民化运动的冲击和经济的腾飞——二者不仅打破了与某个英国人口统计学者所说的“我们失去的世界”之间的纵向联系,同时还突然与那些蒙田式的“食人族”,即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同胞们所组成的世界建立起了稳固的横向联系——让人们意识到并开始科学地研究我们与自身之间存在的距离,以及我们在时间之中的断裂;同一时间,精神分析的广泛传播令这种断裂可以为我们所理解,在我们眼中变得熟悉。让我们称之为人种学断裂吧。这种断裂尤其促使产生了“心态”史、对边缘群体——我们的被殖民者——的兴趣,也促使人们将大量没有明显时间性——例如气候、身体、神话、节日,或表面看来无关紧要的话题——例如烹饪、卫生、香水,或更有甚者,在媒体作用下对舆论、图像和事件产生的新的浓厚兴趣,一一搬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一点上,我们把 1962 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时间表上另一个象征性的重合——和一部在此期间问世的扛鼎之作,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的起源”曾出现在断裂第一阶段的诸多著作的封面,紧随其后的是“×××的结构”之类的说法,现在“×××的诞生”占据了霸主地位,它表明了某种秩序的确立,这种秩序既是自身的历史,也是别人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历史学家们——也就是我们自己——开始谈论“客体”,而不再谈论主体,尽管讨论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断裂属于历史的同一种无止境的回归,是同一种又扩大的裂缝的后续和延续,不同的是,这种断裂完全算得上是对全部历史传统的彻底抛弃及重拾。

这种断裂,我们只能称其为历史编纂性断裂,它比其他断裂更发散,但也更激进。说它更发散是因为它处于许多现象的交汇处,而每个现象本身就十分复杂且意义深远,例如后戴高乐时代政治及民族的衰落、革命思想枯竭造成的后果以及经济危机冲击产生的影响。说它更激进是因为,介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初期与第三个千年临近结束之间,上述三种现象组合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云团,后者深刻改变着与过去的联系,以及民族意识的传统形式。

历史,更确切地说是民族史,通常是从未来的视角书写的。面对已逝的往昔表现出的大量不确定性,人们正是根据隐性的有时甚至显性的观念,根据未来本该或可能显露的模样,来重新收集集体需要保留的东西,以便对抗宿命,做好应有的准备。这就将现在变成了简单而永恒的过渡,将历史学家变成了半见证人、半先知的摆渡者。粗暴地说,对未来的预测、对过去的重拾是通过三种容易理解的模式完成的:可能出现的复兴(旧制度、领土完整、极度基督教化的法国)、可能实现的发展(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掌控、对事物的组织)、可期待的革命及重新开始的历史。时间的严酷本色相继榨干了这三种模式带来的希望与幻想。未来无限开放却毫无出路,过去重新坠入昏昧,而现在夹杂在不可预见因而令人窒息的未来与千变万化因而变得臃肿的过去之间,成了我们理解自身的范畴。但这是一个不断膨胀的现在,其中只有变化是永恒的,而且只有透过充满新魅力、新奥秘的过去才能把握自身。这个过去是一个避难所,被史无前例地看作蕴含了某些秘密,这些秘密不仅是我们的“历史”,还是我们的“身份”。

这是抽身和回归的奇怪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法国人不再准备“为祖国捐躯”,但一致认为应该发掘对它的兴趣和迷恋。在这样的时刻,不单单是法国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还有而且特别是法国的风光、考古发现、物质遗产、传统、艺术,以及能证明法国存在的几乎最细微的证据,都被提升至新的高度,值得爱护,值得留存,值得了解,而且都被赋予了遗产的尊严,对这一遗产,我们已经搞不清从何而来,有何用处,但它们仍然弥足珍贵。在这样的时刻,民调显示出了一种共识被达成的趋势,多数派在大革命之后第一次相当普遍地认可了大部分制度——哪怕他们不得不对这些制度做出调整——各个政党,即使是极右翼政党都标榜自己是共和国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刻,那些一贯存在的对抗,即新法国与旧法国的对抗、世俗法国与宗教法国的对抗,还有情况稍好些的法国右翼与左翼的对抗,全都丧失了其特有的犀利,因为就连只知道跟风的共产党和风头正劲的“国民阵线”都表明了——至少在口头上——他们对民主原则的赞同。

但在同一时刻,教化信息上盘旋着一种全新的不定性;在同一时刻,为教会学校争取自由的行为引发了战后最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在同一时刻,政治演讲的闪烁其词耗尽了政客们的信用;在同一时刻,任何对“福利国家”体系最微小的改革都会把神圣原则推至风口浪尖;在同一时刻,任何对拼写方法的改革都会引发忧虑;在同一时刻,遵循人口需求被不断修改的国籍法本身就足以因马格里布移民现象的大量存在而引起对民族定义问题的大争论;在同一时刻,一切对过去,甚至是久远过去的回忆,都会突然唤醒远古时代的魔鬼,而人们本来以为他们已经睡去不会再醒来。

是的,奇怪的时刻,一方面,那个即便深度分裂也仍“占统治地位并且自信的”法兰西消失了,另一方面,超越狂热民族主义的反射弧——比如强弩之末的雅各宾主义——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对法兰西独特性的迷恋,对民族现象之源头和根基的发掘,对表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抱有的多视角且几乎不加区分的好奇。仿佛法兰西不再是一种将我们分裂的历史,而是成了一种将我们聚合起来的文化,成了一种财产,而其中的共有部分被提升至家庭财产的地位。我们从一种民族模式过渡到了另一种。

我曾试图在前一部结尾部分定义这种过渡。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从 1914 年战争结束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经典的、福利国家的、普世的和弥赛亚式的模式已逐渐土崩瓦解,尽管法国已跻身有核国家的行列,战争最终还是让人们意识到法国已经衰落的事实。在此之前,民族观念因将自身等同于国家力量而坚不可摧,甚至那些原本可能会令国家灭亡的考验都只能让人们更加相信,这个国家是伟大的,并且将会继续伟大下去。这个国家是一个建立在土地和领土基础上,在国界上防止邻国入侵的军事保障。但它同时也是民族活力的载体、保护人、媒介和执行者。其他国家都将国家凝聚力的动因与维系团结的秘密归功于经济、宗教、语言、社会或种族群体甚至文化因素,法国则将它们归功于国家主动且具有持续性的行为。与邻国不同,法国经历了两种极端经验:专制制度和“大革命”。与前者紧密联系的是其始终存在的反面,将民族重心重新交至身处权力中心的人手中,或者完全相反,将其托付给平民百姓。从后者中衍生出两种有关民族意识的观念,以回溯的目光来看,这两种观念之间的互补性大于矛盾性,它们是共和座右铭及人权所代表的法兰西,以及“土地和逝者”所代表的法兰西。

而今天我们所见证的民族意识的深刻变动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民族模式。这种模式符合法国逐渐稳定在中等实力国家行列以及融入欧洲共同体的现状,这个共同体尽管时有纷争,但仍保持着多样性以及和平状态。从内部看,与这种模式相对应的,是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地方分权制度的发展、国家干预的现代模式,以及很难被传统同化方式吸纳的移民群体的大量存在。从政治角度来看,与这种模式相对应的,尤其是民族主义的衰落。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熟悉了民族主义的衰落,作为民族国家最终形式的共和国建立后,时而将民族主义定型为雅各宾式的、激进的、爱国的左翼版本,时而又将其定型为保守的、反动的、巴雷斯莫拉斯式(Barréso Maurrassienne)的右翼版本。20世纪最重要的两种政治现象,即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本书用大量笔墨所描述的背景下,共同代表了一个民族革命的法国的最高峰,同时也是其“天鹅之绝唱”,它们共同又分别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重大变化。

传统民族主义的终结非但没有导致民族意识的衰竭,相反地还释放了其中蕴含的动力,这一点必须指出来。表现这一动力的是某一事物在力量和深度上的回归——直至成为一种萦绕不去的东西——法国正是借助这一事物得以与“伟大”一词沾边:这事物便是法国历史的全部形式。从传统标准看,民族情感似乎有所衰减。但与其说它改变了强度,不如说它可能改变了等级和表达方式。法兰西帝国的统一范畴已不复存在,作为民族情感固定并固化场所的六边形向高处和低处分裂,高处是欧洲、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低处是诸如地区、家庭、故乡等地区性现实。民族情感从肯定变成了质疑。从侵略性和军事性变成了竞争性,因为一切都被投入对工业性能和体育记录的崇拜。从牺牲的、阴郁的、防备性的变成了愉悦的、好奇的甚至旅游观光的。本来是教育性的,现在变成了媒体宣传;本来是集体的,现在是个人的,甚至个人主义的。一个可以像点菜那样任君选择的法国,一个可以照米其林地图按图索骥的法国。民族情感从前是公民意识,而今却变得敏感甚至多愁善感起来;民族情感从前具有普遍性,而今人们恢复了它的特殊性。它从前是物质的,但从今往后将是象征性的了。法国是不是其所有可能性的交集呢?

今天,法国的历史学家们被迫适应的,正是这种巨变。正是这种巨变强行要求向民族性回归。这并非某种卑躬屈膝的虔诚作祟——某种享有优先权并且会像瘟疫般扩散的民族主义会打着科学的幌子渗入这种虔诚,而是因为民族范畴具有一种无可匹敌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正是这种改变迫使我们履行记忆的责任。这并非出于唯古主义者的怀旧情结或博物馆学的妄想,而是因为在一个延续性无与伦比因而迫使人们承受久远历史重量的国家,每次断裂要证明其合理性,都需要以对过去的忠实为借口,但这种合理性本身需要对过去做出不断的重构和永恒的重复。英国人有传统,我们有记忆。也正是这种改变迫使我们将论述对象彻底打散。不是像蝴蝶那样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而是因为核心动力产生了爆裂,粒子辐射到了很远的地方。是这种改变迫使我们开始关心历史文献。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做零碎的活计,或对事物隐秘的一面存有不良的恶趣味,而是因为,这些已经成形的大块头材料被带到我们面前,它们出现,消失,被当作废料又被重新利用,所有这些过程的实现方式,正是塑造我们的事物赖以建构自身的材料。最后,正是这种改变启发我们用同一台天平的秤盘,来掂量一下法国普遍主义传统最高级的表达方式和制造这种传统所用的最微不足道的工具的分量,因为我们要理解并尽可能呈现的,恰恰是那最具法国特色的事物能够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原因。可惜在本书及其研究方法中,个人想象力和原野漫步式的描绘只能占据微不足道的篇幅!时间限制迫使我们必须做出回答,也只有这样的回答才能适应现如今科学和意识的现状。上帝居于细节,法国也同样如此。

从整体上把握象征意义和遗产价值的统一体,这意味着强行将有关它的所有叙述占为己有,意味着同它们做一场交易,一场深入且完全私人的交易,仿佛一种私领圣餐的活动,历史学家在其中的角色也是全新的。每个参与这项事业的人都会强烈体会到这一点。既不是公证人,也不是预言家。只是阐释者和中间人。依然是摆渡者,却不再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摆渡者,而是盲目的索求与睿智的回应之间的摆渡者,在公众压力和实验室里孤独的耐心之间摆渡,在所感与所知之间摆渡。交流、分享、往来,意义由此产生,任务由此得到表达。

如果没有集权的雅各宾主义,没有“不自由毋宁死”,没有“自由的敌人不能拥有自由”,那么共和国还会剩下些什么?如果没有民族主义,没有帝国主义,没有国家的无上权力,那么民族还会剩下些什么?如果没有普遍主义,那么法兰西还会剩下些什么?这是对自我的认知。这个漫长的认知过程,它以同一种激情、同一种步调,将这些记忆之场变成了我的法兰西,每个人的法兰西,所有人的法兰西。


题图为电影《绿光》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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